“我们的环境的的确确在好转。尽管从专业角度来说有些指标还没有达标，但按照现有力度抓下去，达标可以期待。”10月11日，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接待代表日活动在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举行。省人大代表、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站长王合生一席话，得到了与会者赞同。省及南京市人大代表们也提出，保持污染防治攻坚力度的同时，立法中应更注重可操作性，执法督查要更细致有“温度”。
污染防治有阵痛，但力度应保持
这几年南京蓝天多了，能看到星星的夜晚多了，是常住南京的代表们的普遍观感。省人大代表、南京公路客运站务有限公司女工主任、服务班班长陈炯说，许多上早班的同事喜欢拍清晨照片发朋友圈，照片中蓝天越来越多。“大气污染治理我作为市民还是很满意的，真的是南京蓝天越来越多。”
“2013年、2014年前后感觉最严重，一年也见不到多少蓝天，总感觉是雾蒙蒙的，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很不舒适。”省人大代表、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主任孙勇说，近年来在中央和我省的大力整治下，环境有了明显好转，他从家中看到紫金山的日子也越来越多。但从中央环保督查曝光的我省一些案例看，从群众仍需要为可能的潜在污染花费更高生活成本看，不仅不应太乐观，而且可能还需要花更大的力气，千万不能有反弹，“要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，必须从环境开始”。
当前，抓环保影响经济的看法仍然不同程度存在。南京市人大代表、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刘伟京认为，阵痛虽然免不了，但从相关分析看“影响是行业性和区域性的，并没有对全省整体经济有比较大的影响。应该说执法成效非常明显，环境质量改善大家都能体会到”。
王合生提出，从较长的时空维度来说，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并行不悖的，但具体到某一家企业，或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个时段，矛盾是必然存在的，关键是政府部门要找到一个平衡点，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、精准性。
“既然要高质量发展，那肯定要有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和手段，环保治理肯定是对于发展是有推动作用，而且推动作用也应该是非常明显的。”刘伟京认为，严格管理下，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层面，转向环境友好型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，地方提高招商引资门槛，坚决不引进污染项目的意识会更强，企业也敢于投资环保、投资治理，以赢得更公平的竞争环境。
垃圾分类，要细致理顺各环节
去年，南京被纳入全国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46个城市之一。不过在省人大代表、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永宁社区党总支书记刘刚看来，尽管已经做了大量宣传，投入人力和资金也不少，但效果还不太好。
刘刚说，实践中群众并不确定干垃圾与湿垃圾划分标准，干垃圾中可循环的垃圾又怎么处理，垃圾混放现象仍然大量存在。“例如西瓜皮究竟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？这属于厨余垃圾，应该放在湿垃圾当中，但群众不太理解。”
陈炯也谈到了垃圾分类普通群众面临的操作难题。“我们单位三个垃圾桶分为可回收垃圾、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，收垃圾时因为有专业分拣，分类做得蛮到位。但市民就会很疑惑哪个是有害的、哪个是无害的。”
她认为，应当通过更加易于理解的宣传，让群众理解如何进行简单的前期分类；由政府提供补贴，雇请旧物回收人员进行专业的分类；人大也可考虑就垃圾分类出台相关条例，鼓励和引导群众，通过细致理顺从上到下的各个环节，把垃圾分类工作真正做好。
远期环境立法，最好提前预告
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在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，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。对实现这个目标，刘伟京认为，当前整治效果显著，更多靠各方齐心协力，越往后难度越大，“怎样科学决策、精准施策，可能显得就更为重要。”
在执行层面，实际操作与刚性规定间往往有碰撞。如王合生举例说，整治养殖污染需关停养猪场，可能在关停期限前后猪要生崽，如何人性化执法尽量减少群众损失，对政策制定的科学性精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。刘刚也坦言，基层环保执法中常面临民生压力，如整治“散乱污”企业时，群众生计与严格整治要求间的矛盾，很考验执法者智慧。孙勇提出，对一些防治技术水平较高、排放确实符合要求的大型企业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作分层分类评估，实事求是制定政策。
针对执行层面的具体问题，刘伟京认为，应进一步提高立法的科学性，“环保的技术含量比较高，有些一般性的规定到执行时有时落实不下去，可操作性比较差”；同时，还要体现江苏地域特征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，“今后一个阶段真正要在环境保护上取得实质性进展，实现高质量发展，就要进行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调整，应当在立法上体现相关引导和约束”。
不符合环保要求被限期关停，让部分企业很“受伤”。刘伟京认为，环保立法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紧密、影响面很宽，因此应给出更多“缓冲期”，“不能今天出了一个要求，第二天就要执行，让大家不可预期。”他提出，立法时应当进行充分的前期调研，并提前告知今后一个阶段的政策走向，“比如一年、三年、五年后我们会是怎样一个政策，让企业有一个准备期，避免‘休克疗法’制造社会矛盾。”( 陈月飞 )
